所以说，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刺激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和思想改良运动，而且不定期孕育了一场文艺改良革命。
因此梁启超沿着黄遵宪、魏源、龚炎武、王夫之等发起的诗界革命之路，努力推行改良的新诗体和白话文体，同时提出翻译西方，特别是政治，倡导界革命。
1898年12月23日梁氏在《清议报》上发表《译印政治序》(政治最早源于英国，代表作家为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理和曾任英国议员的布韦尔——李顿。
他位的近20部政治被译成日文，并成为日本一度走红的翻译文学作品。
他不仅界定了政治的概念、来源。
而且他还在《清议报》上开辟了“政治”栏目，创始并提倡翻译政治，强调为政治变革和社会性前进服务，他还身躬身实践，翻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《佳人奇遇》、《十五小豪杰》前九回、《世界末日记》、《俄皇宫之人鬼》译过化的《渣阿亚、《志安》、《哀希腊》等。
同时在《清议报》上还发表留日学生周宏业翻译的《经国美谈》，为中国近代翻译拉开序幕。
此后有林纾翻译的各种，周桂笙、包天啸等翻译的侦探、教育，以及周树人、周作人兄弟翻译的科学幻想等等。
不断迭理于中国近代文艺舞台，形成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包括还有林纾，幼名群玉，后字琴南，号畏庐，自号冷红生，晚称蠡翁、践卓翁，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，同样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翻译家和文章名家。
康有为曾做诗:“译才并世数严林，百部虔初救世心。”赞赏林纾自幼敏而好学，习古文，练文章，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，为以后的翻译奠定了基础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林氏的仕学之路不得意。
失意之余，他开始与人合译，却因此使之名垂青史。
林纾的翻译可以从实践，形式与文体、翻译主张，影响几个方面来归纳:
林纾的第一部译作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刊印于1899年，该书的原著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，译本一经问世，立即风靡清末文坛。
当时林纾正经丧妻之痛，为了解脱痛苦，他与留法归来的王寿昌(子仁)合译起来严复说:“可怜一卷《茶花女》，断尽支那荡子肠”。
这一成功激发了林纾的创作热情，之后，他又翻译了《黑奴天录》(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)、《伊索轩渠录》、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(即《共凡赫》、《鲁滨逊飘流记》、《海外轩渠录》即《格列佛游记》)、《块肉余生述》(《大卫-科波菲尔》)、《贼史》“中国知识阶级，接近了外国文学经典，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文学眼界，使得“中国知识阶级，接近了外国文学，认识了不少的一流作家，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，惟促进本国文学发展。”
而且他也因译作之多，成为我国近代翻译本方的第一人。
据统计，林氏在此后25年里共译了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63种作品(未刊印的有18种)，总字数在一千万字以上，其中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、司无特、笛福、狄更斯、斯威福特，法国的促马父子、雨果、孟德斯鸠;美国的华盛顿、欧文、斯托夫人;西班牙的塞万提斯，俄国的托尔斯泰，等等。
郑振铎在《林琴南先生》一文里指出:“??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，其可以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。在中国，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，除了林先生外，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。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。林氏译作做为一种文学“媒介”，递接了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姻缘，如周作人、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等等。